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，虽然“爱家”多次解释“守贞”不只针对女性，而是要求男女双方“保守清洁”，但这个翻译而来的词还是水土不服，冒犯了中国人对封建与压制的记忆。
尽管守贞的争论依然习惯性地自道德层面展开，但是显而易见，今天的守贞已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，而是掺杂了种种复杂的利弊考量，充满了风险与收益的权衡。仅如本报2006年1月5日的报道《富豪征婚记》中，一个应征处女所言：“我们留着这个，不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吗？”
贞，守不守，是个问题。
守了，守不守得住，又是个问题。
守住了，能不能觉得幸福，还是个问题。
只有尊重人性才能束缚野性。也许圣徒般的宁静与圆满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，但是凡俗之人至少可以做一个性心理成熟的人，知道和谁性，如何性，为何性。
很多中国女孩的贞洁教育也来自她的家庭。“失去贞操就失去了竞争力。我妈怕我身价打了折扣，错过本可以够得到的婆家。” 对于失贞的风险与守贞的收益的权衡，常见于长辈们的谆谆教诲之中。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潘绥铭的调查中，从20岁往上，年纪每大5岁，对婚前性的宽容就降低10%。
我是不支持在中国推行守贞教育的，来自西方宗教世界的男女守贞信条嫁接到中国时，反而鼓励了本土的男权思想，“这会惯坏了中国的男人们”。在中国的现实就是，陈冠希可以干，但阿娇不能。守贞的‘贞’都放在了女人身上，清纯的淑女们连生殖器都不该有。“信基督的人去守贞，这很好。在这个时代，若没信仰的支撑，也是守不住的。但那些不信教的人又守来做什么呢？”